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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Carlota Perez | 著名技术经济史学家【导读】人工智能（AI）无疑是当今最耀眼、也最被寄予厚望的 “革命性技术”。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步入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是否只要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繁荣便会随着时间自然到来？
在罗汉堂近期举办的 “如何发展拥抱 AI 技术的'技术’” 前沿对话中，著名技术经济史学家、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 Carlota Perez 从跨越两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出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思考与分析框架。
她指出，革命性技术并不等于技术革命。技术的意义与价值，从来不只是 “更快” 或 “更强”，而在于它是否开启了一场新的生产范式，并由此推动深刻的社会转型。因此，AI 并不是一场孤立发生的技术革命，而是信息革命中日益关键、不可分割的一项革命性技术。
回顾过去四次重大的技术革命，Perez 教授指出，尽管每一场革命在技术形态上各不相同，但其演进路径却惊人地相似：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创造性破坏’、社会撕裂与制度失序；而从技术诞生到普遍繁荣之间必然要经过一场深刻的制度重塑与社会转型。
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能否在 AI 加速推进信息革命的同时，构建与之相匹配的 “动态需求”，并完成必要的制度重塑，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走向新的 “黄金时代”。
革命性技术并不等于技术革命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在当下尤为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并引导技术革命的走向？我将从技术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一个分析与思考的框架。
我的分享将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什么是技术革命，以及什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
第二，技术革命是如何扩散、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被塑造的；
第三，放眼未来，中国与西方将走向何处？我们是否正迈向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的全球 “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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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技术革命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一项 “革命性技术”（revolutionary technology），并不等同于一场 “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所谓技术革命，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革命性技术和技术体系的集成。它不仅涵盖新兴且快速迭代的产品和产业，还包括低成本、可广泛使用的关键要素。例如，当下的芯片与数据，过去的石油、钢铁与煤炭。同时，技术革命还必然伴随着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天的互联网，过去的道路与电力，乃至更早时期的轮船与洲际铁路。
更为重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能够系统性地降低经济各部门的成本，并显著提升整体生产率，从而引发一场彻底的 “范式变革”（Paradigm Shift）。这种变革不仅改变技术路径，也会重塑商业逻辑、经济结构，乃至组织形态和社会制度。
相比之下，“革命性技术” 指的是某一项重大的科学或技术突破。它同样可能深刻影响经济和社会，并催生新的技术体系，但通常是在既有技术革命的范式之内发挥作用，并对其进行强化，而非单独构成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说到这，我想各位已经猜到，我之所以做此区分，是为了将作为革命性技术的 “人工智能” (AI) 与其所属的 “信息革命” (Information Revolution) 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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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包含多项革命性技术，而这些技术之间，往往处于高度协同、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以塑料（Plastics）为例。塑料无疑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它并非单一产品，而是涉及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系统：下游包括耐用消费品和工业用品，上游则涵盖注塑、压缩、吹塑、组装、测量与控制仪器、润滑剂等一系列配套技术。塑料替代了大量天然材料，带来了深刻的产业变革。然而，这些技术和系统并未构成一场独立的技术革命，而是属于 “大规模生产革命”（Mass Production Revolution）的一部分。
大规模生产革命始于 1913 年移动流水线的引入，并在 1970 年代逐渐走向衰退。20 世纪 70 年代的 “滞胀”（stagflation），正是这一革命生产率枯竭的集中体现。当生产效率难以继续提升，资本便被迫从高成本国家撤离，转而寻找劳动力成本洼地。从本质上看，大规模生产革命是一整套高度组织化的生产系统。除了流水线，它还包括加工、炼油、石化等多个产业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拥有自身完整的上下游网络。
今天，我们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这场革命一方面持续对旧有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和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另一方面也在孕育和构建全新的技术体系。因此，尽管 “大规模生产革命” 正在被信息革命重新塑造，而这场新革命在制度和组织层面，仍然处在尚未完全成型的阶段。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只把目光聚焦在 “如何让 AI 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或社会福祉” 上，是远远不够的。AI 并不是一场孤立发生的技术革命，而是信息革命中日益关键、不可分割的一项革命性技术。只有将 AI 置于整个信息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潜力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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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技术革命的传播与塑造
回顾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从工业革命，到蒸汽与铁路时代，再到第一次全球化的重型工业时代，以及后来以汽车、石油和大规模生产为核心的时代。尽管每一场革命的技术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演进路径却惊人地相似。
这些技术革命通常沿着一条 S 型曲线展开：最初是动荡、不平衡加剧的 “安装期（Installation Period）”，随后进入一个关键的 “过渡期 / 转折点”恒利决策，而真正释放红利的，则是随后的 “部署期（Deployment Period）”。过渡期往往是安装期所积累的问题集中暴露的时刻，而部署期，则构成了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回应与逐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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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期：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在技术革命的安装期，社会往往处于一个动荡且高度不平等的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 “创造性破坏” 时期。新技术不断冲击甚至摧毁旧有体系，产业、地区乃至国家随之兴衰更替。就业机会和技能结构快速变化，有人受益，也有人被淘汰。与此同时，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加剧。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而多数人却面临不稳定与焦虑。
在这一阶段，金融活动也往往逐渐偏离实体经济：从最初支持创新，转向以投机为主的 “金融赌场”（financial casino），并由此引发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
部署期：创造性建设（Creative Construction）
当技术革命进入部署期，社会才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 “黄金时代”：这是一个以 “创造性建设” 为特征的阶段。此时，新技术已成为普遍接受的生产范式，并开始迅速扩散。每一项创新，都会在上下游不断引发新的创新，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这一阶段通常离不开一个积极有为的国家（proactive state），通过制度设计，在商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双赢机制。经济重心重新回到生产而非金融，市场中出现清晰而持续增长的 “动态需求”（dynamic demand），并配以稳定、可信的监管环境。
过渡期 / 转折点：即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
我们当下所处的，正是技术革命从 “安装期” 走向 “部署期” 的关键转折点。这是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时期：政治撕裂、经济衰退、地缘紧张、社会怨恨与民粹主义相互交织。但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转折点既是问题集中暴露的时刻，也可能是通向黄金时代之前的黎明。
此外，历史经验同样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离不开国家的积极引导与介入 —— 尽管这一点常常被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所忽视。收入高度集中，是技术革命安装期以及金融泡沫阶段的典型特征；而在真正进入部署期之后，不平等往往会显著下降。
以大规模生产革命的黄金时代为例，在进入技术部署期之后，顶层 1% 所占的收入份额开始明显下降，而底层 50% 所获得的收入则显著上升。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变化中，社会才逐步走向更稳定、更公平的 “黄金时代”。
截至目前，我们至少经历过三个 “黄金时代”：19 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繁荣期（1851-1873）、20 世纪初的 “美好年代” 或进步时代（1898-1913），以及二战后的黄金时代（1945-1974）。尽管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这些黄金时代在本质上高度相似。
在我看来，黄金时代之所以被称为 “黄金”，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增长，更体现在三种同时出现的进步：
社会进步：大量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生活持续改善，人们普遍感到 “生活在向上走”，从而带来社会稳定与和平；
经济增长：新技术所依托的核心产业，能够形成持续、可靠且不断扩张的需求，并由此在上下游持续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 这正是我所说的 “创造性建设（Creative Construction）”；
社会正义：更多人享有基本权利，社会对制度公平性的信任增强，人们普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正如法国人形容战后繁荣期时所说的，那是 “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每一次黄金时代的实现路径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必须遵循和回应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安装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当时技术范式的具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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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需求：开启黄金时代的关键
在所有这些特征中，“动态需求” 是黄金时代能否成立的关键。这里的 “动态需求”，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总需求刺激，也不是萨伊定律（J.B. Say's Law）所说的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它指的是一种能够顺应新技术特性，并与核心产业生产能力同步增长的需求结构。
只要核心产业能够持续提高生产率，社会就必须、也应该为其创造相应增长的需求。这并不会自动发生，而往往依赖于明确或隐性的公共政策设计。
以二战后的大规模生产革命为例，西方世界的 “动态需求” 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汽车的普及，使廉价土地变得可居住。郊区住宅模式不仅创造了对住房、汽车和家电的持续需求，也推动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国家的发展；
冷战（Cold War）：持续的地缘竞争，保证了对军工产品和技术创新的长期需求，通过公共采购和科研资助，为产业升级提供了稳定支撑。
与此同时，农业补贴带来了廉价食品，释放了家庭收入，用于购买工业制成品；这既支撑了大众消费，也推动了农业机械和石化产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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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福利国家究竟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大众消费，并为中产阶级创造 “美好生活” 的？
答案并不在某一项单独政策，而在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制度设计。首先，围绕郊区化展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经济适用房的发展，也同步拉动了对汽车和家用电器的需求。其次，政府对住房抵押贷款的背书，使银行愿意向工薪阶层提供长期信贷，帮助他们购买住房和汽车。
与此同时，失业保险保障了收入中断时的还款能力，养老金制度则让人们敢于消费当下收入，而不必过度担忧未来。对工会的支持，使工资能够随生产率同步增长，并争取到了用于休闲、购物和消费的自由时间 ——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消费不仅需要收入，也需要时间。此外，免费或低成本的教育和医疗，使家庭收入得以更多用于大众消费，而非被高额支出 “挤出”。
在此基础上，农业补贴和石化产品的广泛使用，既保障了农民收入，又提供了廉价食品，释放了城市家庭的消费能力。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对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则进一步激活了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尽管来自全球的需求始终存在，但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内消费者所构成的 “国家需求”（national demand）。
战后繁荣时期，全球进出口在世界 GDP 中的占比不足 20%。相比之下，无论是战前还是当下的全球化阶段，贸易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比重都要高得多。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市场，需要全球层面的需求支撑。
但大规模生产由于其技术和组织特性，天然依赖规模庞大、稳定的本地或国家市场。历史清楚地表明：一旦大规模生产模式开始普及，内部需求的重要性就会迅速上升。
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几乎相反、也更复杂的历史方向上。
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 以钢铁和重型工程为核心 —— 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以及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家的崛起。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规模更大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正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走在前列。
在这两次全球化之间，世界曾经历一个由大规模生产革命塑造的国际秩序。而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在本质上是高度全球化的，它很可能需要超国家层面的协调与制度安排。尽管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安排看似困难，但如果缺乏它们，在全球化范式下实现真正的 “黄金时代” 将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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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需要一套 “等效但不同” 的政策和制度组合。
第五次技术革命所要求的 “动态需求”，主要来自资本品和服务领域。中国正在同时跨越两种革命：一方面升级大规模生产范式，另一方面推进信息革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为新技术创造动态需求，也必须同步维持和扩展基础消费品与服务领域的需求，为新旧两种范式同时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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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黄金时代：中国与西方的路径选择
当下，中国与西方正面临一个相似的困境：市场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持续扩张，另一方面，国内需求难以完全消化，出口也尚不足以吸收多余产能。这种结构性失衡，已经在资本货物、服务、金属（尤其是钢铁）、高科技消费品、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和高端制药等领域集中显现。在缺乏新增需求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很容易演变为一场长期的零和博弈，甚至引发持续冲突。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创造规模足够大的 “新增需求”。通过 “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推动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提升全球南方在能源、粮食和绿色发展领域的供给能力，并同步增强其购买力，可以为中国和西方创造出新的、持续增长的动态需求。这种需求将主要体现在高端服务和资本货物领域 —— 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工厂、绿色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与此同时，各国也必须同步夯实本国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只要方向正确，创新的空间远未枯竭。
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相关的友岸投资，中国在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方面走在前列，西方国家也开始逐步跟进。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尚未真正将 “动态需求” 作为清晰、核心的政策目标加以系统设计。
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本身也需要转型。例如，将消费品组装环节更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全球南方；扩大租赁和回收模式的应用，尤其是针对耐用消费品。我们不能再假设世界上每一个家庭都必须 “拥有” 一整套家电，并在短周期内将其淘汰。相应地，矿产资源也应尽可能在产地就地加工，而非长距离运输大量原材料。这不仅有助于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所有这些调整，既能释放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也能为北方持续创造高技术需求。
与此同时，各国仍必须重视本国的内需基础。国内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扩展，取决于工资水平、可用于消费的自由时间，以及福利国家的稳定性与服务效率。西方在大规模生产时代建立的福利国家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则正在拓展自身的福利体系，并进行多种制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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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将发挥关键作用。大规模生产时代的 “美好生活”，以制成品的大众消费为核心，浪费甚至成为市场扩张的一种方式。而在信息技术时代，“美好生活” 可以转向以高质量的私人和公共服务为中心，并在保护地球的前提下实现。借助人工智能，各国在医疗、教育、长寿、食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正迎来一个全新的创新空间。
从历史上看，真正成功实现 “弯道超车（forging ahead）” 的国家，往往并不是简单地抛弃旧体系、转向新技术，而是通过 “双重跃迁”：用新一代技术革命，去改造和升级上一代生产体系，并在新的技术前沿实现突破。
第三次技术革命期间，美国和德国正是通过这种 “双重跃迁” 实现了对英国的历史性赶超。中国正处在相似的历史阶段：借助信息技术重塑原有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并在新的技术前沿持续推进。接下来，在福利国家建设上，中国同样需要 “双轨并进”：既补齐基本保障、改善民生，又为新范式创造可持续的动态需求。
对于西方而言，对福利国家进行结构性地改造与重塑是缓解社会撕裂、应对民粹主义的当务之急；
对于中国而言，建立更加普惠的福利体系，是实现 “弯道超车”、迈向 “开拓前行” 的重要制度支撑。
对于所有人而言，AI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
最后，一个和平的全球黄金时代，并非遥不可及。世界各国完全可以在一个安全且健康的地球上，共同实现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与社会正义。通往这一未来的道路，历史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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